亚历山大·杜金:俄罗斯和西方斗争不仅关乎利益,更是价值观之战
乌克兰问题的全球性影响
乌克兰正决定着世界秩序的命运。这并非一场尚未分割什么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局部冲突,而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分水岭。
通常的做法是将利益与价值观分开看待。利益,与政治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有关,价值观,则与人类文明的理想有关。没有任何军事冲突不包含这两个方面——价值观问题和务实的目标。在乌克兰这一事件中,这两个方面——利益和价值观——本质上都是全球性的,并会直接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人。这并非一场局部冲突。
乌克兰错过了建立国家的机会
乌克兰代表着什么?乍一看,乌克兰是一个民族国家,(大概)有自己的理性利益,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和理想。相当程度上,乌克兰是在近期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国家的——这是因为苏联解体了。
亚历山大·杜金:“历史的终结”从未发生,俄罗斯攻击自由秩序的战争也从未发生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之争,全世界至今仍受其影响。无论两位论者的观点受到了怎样的批评,这些观点的重要性都一直未减,因为当时两人讨论的两难问题至今犹存,这些问题仍然是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议题。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伴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和随后苏联的解体,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基于这样的想法,即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被击败之后——历史的逻辑被简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西方自由主义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未来以及历史的意义取决于他们对抗的结果。
后来,根据福山的说法,未来已经到来。那一刻是1991年苏联解体,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掌权,他们承认西方拥有更好的意识形态。因此得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根据福山的说法,历史是战争(冷战或热战)、冲突和对抗的历史。在XX世纪下半叶,所有的对抗和战争都被简化为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与共产主义东方的对立。当东方崩溃时,矛盾消失了。战争停止了(正如福山所想)。因此,历史结束了。
达莉亚·杜金娜:哈萨克斯坦骚乱,西方为何能迅速跟进?
哈萨克斯坦大规模骚乱的起因,是天然气价格暴涨。但是,外国势力很快介入,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有大量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乘机发难,把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
在这场骚乱的地缘政治目标中,美国最看重的是在中俄两个国家的“大空间”附近制造一个不稳定的热点(卡尔·施密特提出的“大空间”相当于势力范围)。抗议者中迅速出现伊斯兰激进分子就是证明。抗议浪潮在几天里,就从扎瑙津扩展到哈萨克斯坦的多个南方城市,最后汇集到阿拉木图。这说明抗议是有幕后组织的,还很符合吉恩·夏普(美国颜色革命教父)的理论指导。
在境外的逃亡寡头和反对派头头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和西方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他宣布要在1月5日搞一次总抗议,还建立了夺权总部。阿布利亚佐夫自封为“反对派领导人”,激烈指责中哈关系和俄哈关系。在此之前,阿布利亚佐夫就指责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扩张影响”,还从境外操纵过阿拉木图、努尔苏丹、乌拉尔、奇姆肯特、阿克托别等地的反中活动。
亚历山大·杜金:“我想向中共的智慧和伟大鞠躬,你们没有模仿苏联”
亚历山大·杜金:
首先,我认为今天世界的意识形态阵营不是非常明确,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保住了中国的主权。与苏共的失败经验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在改革当中,尤其是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没有带来国家的毁灭,反而让国家越发繁荣。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在世界上屹立不倒,给中国人民带来生活福祉。
同时,它的思想意识形态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人民的文化密切相关,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在这一方面具有先进性和先锋性。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其实也走过弯路,但能够及时地改正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模仿我们的道路、走向灭亡,反倒愈发富强和繁荣。
自由主义2.0
在目前的历史势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变化。同任何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变化,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典型的变化:比如一些事物的终结和另一些事物的开始。这代表着下一个势头的出现。它往往出现在某一政治制度的垮台或类似世界大战带来的权力制衡之后。
但有时候它的产生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的。当然,我们总是能够区分变化产生的一些征兆,但其深度和是否已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仍有待讨论。
我认为,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发生的剧变。可以把它称作从自由主义1.0过渡到了自由主义2.0。严格来说,这种变化的完成需要某种“仪式”。我认为这种仪式就表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被乔·拜登为首的全球主义精英推翻后建立的新保守主义政府。
但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仪式”而已——像同性恋游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抗、性少数群体的“攻城略地”、极端女权主义的全球暴动,以及后人文主义和极端技术官僚的涌现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纯粹智力、哲学的——过程,我想对此进行研究。
对红褐联盟的调查:第三位置、俄罗斯、乌克兰、叙利亚和西方左翼-⑦
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右派和第三位置主义的影响力更大了,这意味着失去了大多数西方法西斯主义者在整个冷战期间所鼓动的共产主义祸害。19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领导下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伴随着全球化,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者的新祸害是 "全球主义",这是一种反犹主义的阴谋论,据此,一个极小的秘密精英正在努力破坏国家主权,组建 "一个世界政府",并利用移民达到这些目的。这些阴谋论的一个共同固定对象是慈善家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他经常被指责为每一种社会运动的幕后推手。在欧洲,极右翼通过将LGBT权利、世俗主义和反建制政治等左翼事业拉拢入自己的阵营,重塑了自己的形象,而这些都是屈服于“第三条道路”政治的老牌左翼政党所放弃的,并将它们用于自己的反动事业,并从反对共产主义、支持美国,到反对美国和他们的反犹阴谋论所说的 "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转而团结在俄罗斯国家周围,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右翼专制政治品牌上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