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右派和第三位置主义的影响力更大了，这意味着失去了大多数西方法西斯主义者在整个冷战期间所鼓动的共产主义祸害。19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领导下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伴随着全球化，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者的新祸害是 "全球主义"，这是一种反犹主义的阴谋论，据此，一个极小的秘密精英正在努力破坏国家主权，组建 "一个世界政府"，并利用移民达到这些目的。这些阴谋论的一个共同固定对象是慈善家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他经常被指责为每一种社会运动的幕后推手。在欧洲，极右翼通过将LGBT权利、世俗主义和反建制政治等左翼事业拉拢入自己的阵营，重塑了自己的形象，而这些都是屈服于“第三条道路”政治的老牌左翼政党所放弃的，并将它们用于自己的反动事业,并从反对共产主义、支持美国，到反对美国和他们的反犹阴谋论所说的 "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转而团结在俄罗斯国家周围，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右翼专制政治品牌上台后。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宪法向爱国主义的过度转变，立即引发了来自亲西方自由派精英的抵制，从而打破了普京所珍视的平衡。自由派迫使普京限制了修正案，软化了措辞，最终使得这些“创新”变得不那么重要。此外，机关部门间权力再分配导致了不同当权派的关系恶化，也展露了几丝普京的天真。原本他只是想稍微促进下部门间的和谐，结果激起了他们新一轮的对抗。因为不同执政派系把宪法改革理解为普京准备卸任，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权力斗争开始的信号。
在这些“有意识的”白种美国人的更极端一侧，是极端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在小社区中团结起来，他们认为保护私人财产是他们的使命，必要时他们会持有武器。即使是来自美国社会的这一部分人，也只有极少数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美国白人中的这一部分不构成单一的政治力量。
以对抗“民族主义者”为借口，美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正在组织“反法西斯运动”（Antifa），有时还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因此，特朗普最近呼吁认定其为一种极端恐怖组织。以对抗真实或虚构的美国民族主义者为借口，有时Antifa会对他们所有的政治对手使用暴力，不管他们是谁。这是给美国内战火上浇油。
杜金：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更多地是现实主义。全球化和单极世界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不同文明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立，不用受制于西方的世界霸权。因此单极世界的终结即是殖民主义的终结，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同时也有坏消息。帝国的衰落会让西方孤注一掷，这意味着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挽救自己的全球力量——军事、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无所不用其极。不排除有战争的可能。当美国和欧盟发现他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剥削人类，他们自然会反戈一击。
我们正置身于时代的激流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样的变迁中，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得到许多——建立稳定高效和平衡的多极世界——例如，经略大欧亚大陆。但是，大赌注意味着高风险。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的单极世界的终结可以被比作巴比伦的陷落，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捍卫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明主权，坚强地直面问题重重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人人都试图掌控局势，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视角来定义这场疫情。毫无疑问，俄罗斯反对针对中国的一切指责，但是俄罗斯更倾向于（非官方地）同意病毒的起源来自于美国主导的生物战试验。当然，官方层面上俄罗斯承认病毒感染的自然属性以及蝙蝠/穿山甲源头论，但是在俄罗斯舆论界，很多与克林姆林宫走得很近的专家都在力推“美国应当负责”的观点。其中很多人都在引用一些中国专家指责美国传播新冠病毒的争议性言论。
1月15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全体辞职。俄总统普京表示，感谢本届政府的工作并要求全体成员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并有意增设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一职，提议梅德韦杰夫出任此职。
一时间，有关俄罗斯政局变动的猜测随之而来。
20年前的1999年12月31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最高权力，出任俄罗斯代总统，3个月后通过选举正式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三届总统。回顾普京20年的执政生涯，他以“硬汉”的形象示人，改变了苏联解体后内忧外患的俄罗斯，使之成为世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力量。
观察者网在普京执政20年之际采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点评他心目中的“普京时代”以及属于普京的“俄罗斯梦”。
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最适合成为非洲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主义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项。然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大多数非洲社会来说并不相容——当时的非洲既无工业化基础也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即使是今天，非洲的社会主义也不具备内在和外来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而且中国自身也在逐渐回归儒家文化的传统。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必然不会被非洲接纳成为未来的答案。
至于国家主义，它无法在逻辑上成为联盟的基础，因为国家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排外的思想之上的——它人为夸大地把国家和民族加以区分和排斥。可以说，国家主义是区域融合的反面。
论证这三种主要的西方意识形态不适合作为非洲联盟的基础并非是批判性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倡议，希望非洲能够超越欧洲政治思想的框架而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回望过去，寻找失落的社会传统，更要面向未来，超越现代性的边界追寻一种不受束缚的创造性梦想——“非洲梦”。这是非洲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幸福、繁荣和新生。俄罗斯希望的，是成为这个大陆最紧密和最可靠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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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将“重返非洲”。10月23日-24日，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索契举行，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现任非盟轮值主席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担任本次峰会的联合主席。
俄总统普京在峰会闭幕时称，峰会为俄非关系翻开了新一页，多家国际媒体也就此发文认为此次峰会将会成为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转折点。双方在会议期间签署价值约125亿美元的协议，近日俄罗斯又在非洲追加了100亿美元的经济建设投资。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国将目光投向非洲，俄罗斯的“入场”意味着什么，是否如西方媒体所说是普京的“野心”？俄罗斯和非洲曾经的殖民者国家是否会产生冲突？非洲要在21世纪取得腾飞，当务之急是什么？
观察者网专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哲学家、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杜金教授从世界多极化趋势与非洲“深度去殖民化”的角度畅谈了俄罗斯的“雄心”和非洲的未来之路。
去年的东方经济论坛最主要的嘉宾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一次，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普京对于“更大的欧亚大陆”建设中领导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愿景。毫无疑问，俄罗斯所倡导推动的多极化世界中最主要的支柱是中国。贸易战以及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作为多极化世界的一极，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所覆盖的所有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与俄罗斯一起确立了现有的多极化世界的结构，如果中国继续紧密合作并且在主要的问题上保持一致，那么很快多级世界进程将达到不可逆的历史新阶段。也许，我们已经越过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恰好在本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在普京的影响下，马克龙承认西方霸权的终结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杜金：我刚才已经谈了对于最近在俄罗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相似之处的判断，我同意你在问题中的预测。我认为中东与较早前东欧发生的颜色革命不太可能在中国和俄罗斯重演。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在1991年8月的俄罗斯已经上演过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这场“颜色革命”终结了苏联。西方曾经试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所幸那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完整的国家，统一的领导赋予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主权独立和经济繁荣——然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颜色革命并不是只会在阿拉伯世界上演，它也会发生在中国与俄罗斯。
这一次，我认为他们不会成功，但是我们仍然面临切实的问题。我刚才部分解释了目前俄罗斯社会对于后普京时代的犹豫和迷茫。而中国目前没有这种不确定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长远战略规划。但是，危险依然无处不在。在执政的精英群体中存在着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都被称为“第六纵队”。那些“第五纵队”成员活跃在香港和莫斯科街头的抗议者中，抗议着北京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但是那些“第六纵队”此刻正坐在北京、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机来翻转局面，颠覆多极化、让政权重回西方的统治之下。
2019年7月4日，由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京师亚欧名家讲坛”举办了第四讲。本期讲坛邀请了俄罗斯著名思想家、政治分析家亚历山大·杜金教授，讲座主题为“多极世界的地缘政治：被划分的心脏地带与中国作用”。俄罗斯研究中心专家、哲学学院张百春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刘娟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专家及俄文系师生们参加了本次讲座。
杜金教授是俄罗斯重量级地缘政治学者，被称作俄罗斯总统的“大脑”，他的学术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讲座中，他带领中心师生一起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
讲座上，亚历山大·杜金教授为大家梳理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渊源、地位与发展、转化历程，在多极世界的背景下，他阐释区分了“陆地力量（心脏地带）”和“海洋力量”等概念，并划分了其各自的具体范畴。
思想者论坛已举办两届，是中国研究院与《观察者网》、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推动原创性中国话语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我院在新时代进行学术外交的又一次尝试。本届论坛为期两天，以“百年变局：70年共和国道路与世界格局重构”为主题，邀请到中信改革研究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胡鞍钢，《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纽约大学东亚研究和比较文学教授张旭东，《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杨光斌，上海美国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史正富，成为资本执行董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李世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平，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希光，《观察者网》CEO、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仲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刘欣，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Bell），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Alexander Dugin（杜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专家Douglas Paal（包道格），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思维尔学院教授James Steinberg,联合国战略协调助理秘书长Fabrizio Hochschild，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Martin Jacques（马丁·雅克），伦敦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Erik Berglof等在内的70多位国内外嘉宾，围绕“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全球化新趋势与多极世界”、“70年奋斗历程——中国模式再思考”、“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走向”、“全球化经济结构裂变：‘逆全球化’与应对”、“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的新形态？”等五个分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与交流。
林散之、萧娴、杨建侯、赵良翰、陈大羽、张正吟、沈济霖、曹汶、汪国澄、吴毅、朱定一、尉天池、刘如生、许怀华、秦国良、徐纯原、刘二刚、张伟、朱道平、施邦鹤、朱新建、曹钧、范扬、孙晓云、徐开利、高德星、刘红沛、李鼎成、濮存周、刘灿铭、庄道静、李强、刘春杰、沈威峰、张建华、崔进、吴涛、雷苗、孙洪、傅明和、姚媛、罗凡、甘永川、方原、赵名釜、许静、范海龙、薛治洲、詹勇、杨运高、赵怡文、胡飞帆、单鼎凯、林聪文、翁乙超
1）传播的机构化与个人化并存（网红）。机构和个人都是信息传播的主体。
（2）面对点单向传播和点对点互动传播共存。传统传播手段如电视和报纸，都是面对点的传播，但在信息时代，私人定制般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新媒体在数据的支持下，也仅传送受众喜欢的相关信息。
（3）开放性与封闭性共存。传播信息的网络平台是开放的，但由于技术进步的原因，受众却既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封闭的。
（4）海量化与碎片化并存。由于信息产生的低成本和参与主体的普遍化、社会分层、个性需求等，每天产生的信息是极其巨大同是也是无所不包碎片化的。
（5）易检验和易轻信并存。一方面，在信息时代，任何一种观点都有被可能随时随地被任何一个人进行质疑和检验，但另一方面，主观的轻信也普遍存在。和传统时代不同的是，易轻信是比较普遍的，这主要是检验的手段往往落后。
第二届论坛的新视野和国际化，使我第一次感觉，中国思想者的发展速度终于和中国高速飞驰的经济列车同步。
带着这种强烈的期待，我们迎来了2019第三届思想者论坛。
空前盛会
2019年，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甚至漫延到文化学术界。特别是大批人文社科的学者被美国蛮横取消已经颁发的签证，导致双方的学术交流中断。如此封闭心态、公然违反契约，举世哗然。
面对美国倒退之举，中国反其道而为之，以更大的开放面对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逆流。这一点同样明显的体现在思想者论坛。
参与本次论坛的学者涵盖北美（美、加）、欧洲（英国、法国、俄罗斯）、亚洲（韩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印度、中国台湾）以及联合国的代表。都是业界一时之选。阵营庞大的“海外兵团”的加盟，使得论坛的国际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思想的多元也是前所未见。相应的论坛形式也发表了变化：平行论坛和同传也是首次采用，与大型的国际活动比肩。
第三届论坛实现全面国际化，除了这本身就是论坛的追求目标之一，也确实应合了时代，显示了中国政治学者的胸怀和抱负。
从盛会的参与者的角度，我最为欣喜的是空前的规模和几乎所有顶尖学者的共襄胜举:贝淡宁、朱云汉、包道格、马丁.雅克、姚洋、强世功、杨光斌、丁一凡、胡锡进、鄢一龙、黄平、赵鼎新、王湘穗、温铁军、谢茂松......对于也算是参加过不少国际大型活动的我来说，面对如此之多的璀璨星光，也是眩目的无法自拔。
论坛的主题：“百年变局：70年共和国道路与世界格局重构”，更是既具有历史性的宏大，又有学术的深刻以及人文的终极关系。分论坛则涉及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可以说涵盖当今政治学所有的焦点议题。政治学的达沃斯霸气已现。
第三位学者则是来自加拿大、现任山东大学政治系主任、以“贤能政治”观点著称于中国模式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贝淡宁先生。有意思的是，他全程用流利的汉语分享自己的观点。中国学者要研究西方，懂他们的语言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条件。但西方很多汉学家的研究却是建立在不懂汉语、无法与中国人交流、看不懂中国报纸、电视等的情况下，很难相信他们能正确全面的理解中国，解读中国。以我比较了解的法国为例，研究中国而又懂汉语的学者不超过五个人！但今天，这种现象正在普遍的发生改变。这也显示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对中国研究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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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言中，贝淡宁先生坦率的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最高层领导的产生不适合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因为如此复杂的国家管理对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具备各个层级的经验积累，必须要从基层一步步历练。
窥一斑而知全貌，规模空前、精彩纷呈的思想者论坛带给大家极其丰富的精神享受，理论碰撞，而这一切都是崛起后的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当然这只是开始，正如著名的媒体人胡锡进在发言中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和军事远远超过英国，双方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英国媒体的影响力却远远的走在中国前面。像BBC、金融时报、路透社。”
这背后当然是因为软实力的发展往往落后于硬实力，有一个常见的时滞，但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崛起的规律都是从经济起步，再到军事，最终在此基础之上走向文化和思想的崛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和军事整体上都是居于世界第二，思想的短板也必将在这个过程迅速消失。虽然从现实来看，中国思想者的使命仍然任重道远。但我们不得不自豪的说：中国思想来了！
这些论调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新鲜，我甚至想起了2013年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听一位从古拉格归来的政治犯讲起的笑话。作为前苏联的少数民族，这位爱沙尼亚人非常不喜欢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话说犹太人、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人都进了地狱，地狱里有许多滚开的巨大的锅子，犹太人的锅得盖好盖子，不然他们就会抱团逃走；爱沙尼亚人的锅无需盖子，只要有人想爬出去，就会被锅里其他人拽着不放；俄罗斯人的锅呢，哦，俄罗斯人，他们看到那口锅如此之巨大，已经忍不住主动要往里面爬了。
但在二十年前的 1997 年，当杜金出版《地缘政治基础》（The Foundation of Geopolitics）一书时，俄罗斯正因为经济崩溃、车臣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及北约计划东扩，处在一个自尊心极度受挫的时期，杜金的“欧亚主义”，“根植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主权、价值和信仰”，混合了东正教、神秘学、占卜术、法西斯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终于在后苏联的社会土壤里开出花来。《地缘政治基础》出版后洛阳纸贵，各大书店纷纷开设地缘政治专柜，俄罗斯杜马甚至成立了“地缘政治委员会”，用杜金自己的话说，他的理论“就像一个病毒，我写下了这个程序，然后它就自己复制，蔓延开来”。
上世纪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秩序进入“美国时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最终演变为美国缔造的“自由世界秩序”。由于找不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可替代物，俄罗斯等国在“历史终结论“的普世论调下开始按照美国秩序—自由市场、政治民主、个人自由进行转型，由此导致的代价则是市场和政治的寡头化以及社会分裂。与此同时，由欧美主导的北约和欧盟体系开始不断东扩，试图在经济、安全和文化各层面吸纳前苏联各加盟国，由此不断强加俄罗斯的安全困境，并最终促成俄罗斯与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彻底摊牌。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破产的情况下，如何在思想形态上应对美欧的自由主义理论，也一直成为俄国思想家探讨的话题。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导致新欧亚主义泛起，它植根于俄罗斯19世纪以来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的生存意志，并最终演变为亚历山大 杜金的“新欧亚主义”。通过继承俄罗斯本土发展的欧亚主义传统、整合包括欧洲“传统主义”在内的各种左、右翼思想资源，并加入地缘政治思想，杜金逐步发展起一个反抗美国秩序的新理论旗帜，其核心在于发展欧亚大陆的联盟/轴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欧亚地缘的安全困境，最终实现一个“诸帝国体系”，杜金将其核心概括为国家主权、社会正义和传统宗教。
杜金之被关注，源于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彼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发文称其是普京的“大脑”。由此反映出欧美媒体和政界对俄罗斯的认知正在经历一个转变。如果我们保持类似普京式的警觉，也可以视其为欧美宣传战略的冰山一角。无独有偶，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齐聚纽约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之际，《外交事务》网站又发文《普京的哲学家》，进一步揭露出普京统治的意识形态来源Ivan Ilyin。他们试图传达何种信息？读者可以自行揣测。而无论基于何种立场来思考包括诸如杜金和Ivan Ilyin在内的俄国思想家，也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重要的是，观察和思考这些思想家，是要对形成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有所借鉴，在这方面，中国与俄国分享相似经历，但又走上不同发展历程，这也部分是不同的地缘处境和战略机遇所致，这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发展自己的世界观和国际战略。
说起两位主讲嘉宾，都是有些来头的，一位是俄罗斯著名政治分析师、战略家，被称为“普京的哲学家”Alexander Dugin，而且Dugin长得特别像托尔斯泰，据说他去印度在托尔斯泰街上溜达时，愣是被一个印度人说是托尔斯泰转世，拽住不让走。没见过的朋友不要着急，今天下午（6月11日）两点在观天下论坛还有场活动，Dugin也会出席。长得到底像不像，大家明天来看啦：
另一位荷兰奈克萨斯研究院院长Rob Riemen，不熟悉的朋友会议君给提个醒，想必大家还记得张维为教授“舌战群儒”的那场辩论吧：
照片中背对着大家的那位就是Rob Riemen先生，这次在中国开论坛，张老师也把他请了过来。
好，下面会议君给大家讲讲两个人是如何针锋相对、搅动全场的。
首先发言的是Dugin先生，谈起苏联崩溃后全球进入单极世界，似乎还有点小怨念，毕竟那个时候美国人已经公开宣称“历史终结”了。但他同时宣布：
这些年单极世界一直在走下坡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所谓的“单极时刻”就要结束了，全球将进入“多极主义”！
那么，俄罗斯人是如何理解“多极主义”呢？
“普京的哲学家”解释道：
“多极主义”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即没有所谓的普世性。西方价值或者是后现代化价值观不能成为普世价值观，我们必须要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中来认识世界。比如有人指责中国没有对人权充分理解，但实际上中国对人的理解和西方对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谓“多极主义”就是要认识到还有其他价值观、其他认知方式、其他概念。
一贯坚持政治最小化原则的自由主义在取得全面胜利后决定完全取消政治。自由主义不允许建立另外的政治制度,以求实现永久统治,或是由于缺乏卡尔 史密特说的对于构建政治地位所需的敌人,因而全面解决政治议程是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自由主义都想颠覆政治。同时,他自身发生了改变，从思想政治纲领和宣言的层次转变为实物层次，进入自由主义的，但是非政治的，一般的，“自然的”形式的社会现实。由于这种历史变化，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彼此激烈仇视的的政治思想失去了自己的现实性。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甚至他们的分支都失败了，而胜利的自由主义迅速转变为生活，消费方式，个人主义和碎片化的亚政治存在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政治成为生命政治，转化到个人和亚个人的层次上。从舞台上消失的不仅是失败的政治思想，而且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政治思想。因此替代选择的形成过程停滞不前。那些不赞同自由主义的人处于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曾经战胜的敌人消融消失了，斗争随风而逝，不复存在。那么在没有政治的时候如何从事政治呢？
我們生活在年底的歷史循環。所有進程構成了流動的歷史邏輯僵局。
* Atlantism - 地緣政治的詞，意指：
結束的20世紀現代性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