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金:俄罗斯和西方斗争不仅关乎利益,更是价值观之战

乌克兰问题的全球性影响

乌克兰正决定着世界秩序的命运。这并非一场尚未分割什么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局部冲突,而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分水岭。

通常的做法是将利益与价值观分开看待。利益,与政治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有关,价值观,则与人类文明的理想有关。没有任何军事冲突不包含这两个方面——价值观问题和务实的目标。在乌克兰这一事件中,这两个方面——利益和价值观——本质上都是全球性的,并会直接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人。这并非一场局部冲突。

乌克兰错过了建立国家的机会

乌克兰代表着什么?乍一看,乌克兰是一个民族国家,(大概)有自己的理性利益,自己的民族价值观和理想。相当程度上,乌克兰是在近期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国家的——这是因为苏联解体了。

亚历山大·杜金:“历史的终结”从未发生,俄罗斯攻击自由秩序的战争也从未发生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之争,全世界至今仍受其影响。无论两位论者的观点受到了怎样的批评,这些观点的重要性都一直未减,因为当时两人讨论的两难问题至今犹存,这些问题仍然是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议题。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伴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和随后苏联的解体,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基于这样的想法,即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被击败之后——历史的逻辑被简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西方自由主义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未来以及历史的意义取决于他们对抗的结果。

后来,根据福山的说法,未来已经到来。那一刻是1991年苏联解体,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掌权,他们承认西方拥有更好的意识形态。因此得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根据福山的说法,历史是战争(冷战或热战)、冲突和对抗的历史。在XX世纪下半叶,所有的对抗和战争都被简化为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与共产主义东方的对立。当东方崩溃时,矛盾消失了。战争停止了(正如福山所想)。因此,历史结束了。

 

俄罗斯今日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

今日俄罗斯的行为,被不同声音解释着,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亚历山大·杜金。他被称为“普京的军师”,奉行的“新型民族主义”孕育了普京的战前演讲,他们的观念“根植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主权、价值和信仰”。

2017 年前往俄罗斯采访时,杨潇见到了亚历山大·杜金及其他几位俄罗斯知识分子,写下《在晚期》。文章还原了苏联晚期和 1990 年代转型的具体面貌,也预见今天的现实,可以说俄罗斯如今的脆弱和野心都映照出那段历史打下的投影。在下面摘选的部分中,我们将读到杜金如何在学生时代因叛逆而接触到边缘思想,一小群人的呓语又如何在转型阵痛中一步步碰到现实土壤,最终进入了俄罗斯的主流话语。

亚历山大·杜金:自由主义者功败垂成,中俄引领的新世界已经出现了

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危机同天然气、石油、能源或通常的经济没有关系。像丹尼尔•耶金那样试图用“奖品”理论来解释政治是徒劳而肤浅的。(译注:丹尼尔•耶金是美国作家,他写了一部名为《奖品》的书,介绍石油和权力、财富的关系。)我们正在处理文明和地缘政治进程,在这些进程中,经济和能源问题是次要问题,它们只是被借用的工具。

亚历山大·杜金:自由主义者功败垂成,中俄引领的新世界已经出现了

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危机同天然气、石油、能源或通常的经济没有关系。像丹尼尔•耶金那样试图用“奖品”理论来解释政治是徒劳而肤浅的。(译注:丹尼尔•耶金是美国作家,他写了一部名为《奖品》的书,介绍石油和权力、财富的关系。)我们正在处理文明和地缘政治进程,在这些进程中,经济和能源问题是次要问题,它们只是被借用的工具。

 

达莉亚·杜金娜:哈萨克斯坦骚乱,西方为何能迅速跟进?

哈萨克斯坦大规模骚乱的起因,是天然气价格暴涨。但是,外国势力很快介入,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有大量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乘机发难,把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

在这场骚乱的地缘政治目标中,美国最看重的是在中俄两个国家的“大空间”附近制造一个不稳定的热点(卡尔·施密特提出的“大空间”相当于势力范围)。抗议者中迅速出现伊斯兰激进分子就是证明。抗议浪潮在几天里,就从扎瑙津扩展到哈萨克斯坦的多个南方城市,最后汇集到阿拉木图。这说明抗议是有幕后组织的,还很符合吉恩·夏普(美国颜色革命教父)的理论指导。

在境外的逃亡寡头和反对派头头穆赫塔尔·阿布利亚佐夫和西方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他宣布要在1月5日搞一次总抗议,还建立了夺权总部。阿布利亚佐夫自封为“反对派领导人”,激烈指责中哈关系和俄哈关系。在此之前,阿布利亚佐夫就指责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扩张影响”,还从境外操纵过阿拉木图、努尔苏丹、乌拉尔、奇姆肯特、阿克托别等地的反中活动。

杜金:大博弈中的乌克兰

今天,在乔·拜登的新保守主义和极端全球主义政府的领导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人类并非处于冷战(长期以来这一直没有停止)的边缘,而是处于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主要的麻烦是乌克兰。

在外国观察家看来,这两个民族有来自基辅罗斯的共同祖先,他们有血缘关系,都信奉东斯拉夫的东正教,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奇怪和不可理解的事情。

这表明,有第三种力量参与了这场冲突——也就是那些美国人,他们试图让这两个兄弟民族相互对立,并通过支持其中一方——乌克兰,来打击俄罗斯,而普京总统的爱国主义改革正让俄罗斯回归历史。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中,有几个因素在外部观察者眼中并不是非常清晰。

杜金:对于真正民主的支持者,该如何回应“民主峰会”?

12月9-10日,由美国总统乔·拜登发起的所谓“民主峰会”召开,有110个国家或地区参加,而全球国家的数量总共为197个,不应低估此事件的意味。

在目前拜登当政的时期,我们正在应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试图让单极世界存续下去的企图。举行这次峰会是为了让单极模式和美国霸权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

拜登与布林肯在峰会上

在这里,我们应该回顾20世纪至21世纪的地缘政治动态及其在国际机构中的体现。

联合国成立于二战后,反映了战胜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后的世界力量对比。该组织的各项内容是在二战期间由盟国(即反法西斯国家集团)准备的,它是作为新的后法西斯世界秩序的象征而创建的,其中有两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苏联集团)。最初,联合国有两个或多或少相当的极点——

 

杜金:对于真正民主的支持者,该如何回应“民主峰会”?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金 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12月9-10日,由美国总统乔·拜登发起的所谓“民主峰会”召开,有110个国家或地区参加,而全球国家的数量总共为197个,不应低估此事件的意味。

在目前拜登当政的时期,我们正在应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试图让单极世界存续下去的企图。举行这次峰会是为了让单极模式和美国霸权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

达莉亚·杜金娜:中俄互补合作,共同造福非洲

非洲是未来发展关键

非洲大陆吸引了世界各大国的注意。根据目前人口趋势,非洲人口在全球占比将快速增长。非洲代表未来,是全球未来发展的希望。

现在54个非洲国家总计占全球GDP 3%,但人口占 17%。非洲一半人口在20岁以下,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0岁。随着人口增长,非洲国家GDP也会持续增长。过去10年,非洲总GDP增长1.5倍。非洲也是多种自然资源的宝库,煤炭、石油、天然气、锰矿、铜矿、铁矿、铝矿。这些攸关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

亚历山大·杜金:“我想向中共的智慧和伟大鞠躬,你们没有模仿苏联”

亚历山大·杜金:

首先,我认为今天世界的意识形态阵营不是非常明确,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保住了中国的主权。与苏共的失败经验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在改革当中,尤其是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没有带来国家的毁灭,反而让国家越发繁荣。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在世界上屹立不倒,给中国人民带来生活福祉。

同时,它的思想意识形态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人民的文化密切相关,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在这一方面具有先进性和先锋性。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其实也走过弯路,但能够及时地改正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模仿我们的道路、走向灭亡,反倒愈发富强和繁荣。

自由主义2.0

在目前的历史势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变化。同任何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变化,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典型的变化:比如一些事物的终结和另一些事物的开始。这代表着下一个势头的出现。它往往出现在某一政治制度的垮台或类似世界大战带来的权力制衡之后。
但有时候它的产生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的。当然,我们总是能够区分变化产生的一些征兆,但其深度和是否已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仍有待讨论。
我认为,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发生的剧变。可以把它称作从自由主义1.0过渡到了自由主义2.0。严格来说,这种变化的完成需要某种“仪式”。我认为这种仪式就表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被乔·拜登为首的全球主义精英推翻后建立的新保守主义政府。
但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仪式”而已——像同性恋游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抗、性少数群体的“攻城略地”、极端女权主义的全球暴动,以及后人文主义和极端技术官僚的涌现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纯粹智力、哲学的——过程,我想对此进行研究。

对红褐联盟的调查:第三位置、俄罗斯、乌克兰、叙利亚和西方左翼-⑦

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右派和第三位置主义的影响力更大了,这意味着失去了大多数西方法西斯主义者在整个冷战期间所鼓动的共产主义祸害。19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领导下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伴随着全球化,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者的新祸害是 "全球主义",这是一种反犹主义的阴谋论,据此,一个极小的秘密精英正在努力破坏国家主权,组建 "一个世界政府",并利用移民达到这些目的。这些阴谋论的一个共同固定对象是慈善家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他经常被指责为每一种社会运动的幕后推手。在欧洲,极右翼通过将LGBT权利、世俗主义和反建制政治等左翼事业拉拢入自己的阵营,重塑了自己的形象,而这些都是屈服于“第三条道路”政治的老牌左翼政党所放弃的,并将它们用于自己的反动事业,并从反对共产主义、支持美国,到反对美国和他们的反犹阴谋论所说的 "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转而团结在俄罗斯国家周围,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右翼专制政治品牌上台后。

普京修宪公投,前路可铺,壮志可酬?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宪法向爱国主义的过度转变,立即引发了来自亲西方自由派精英的抵制,从而打破了普京所珍视的平衡。自由派迫使普京限制了修正案,软化了措辞,最终使得这些“创新”变得不那么重要。此外,机关部门间权力再分配导致了不同当权派的关系恶化,也展露了几丝普京的天真。原本他只是想稍微促进下部门间的和谐,结果激起了他们新一轮的对抗。因为不同执政派系把宪法改革理解为普京准备卸任,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权力斗争开始的信号。

美国爆发“新内战”,是什么构建了坐标轴

在这些“有意识的”白种美国人的更极端一侧,是极端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在小社区中团结起来,他们认为保护私人财产是他们的使命,必要时他们会持有武器。即使是来自美国社会的这一部分人,也只有极少数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美国白人中的这一部分不构成单一的政治力量。

以对抗“民族主义者”为借口,美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正在组织“反法西斯运动”(Antifa),有时还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因此,特朗普最近呼吁认定其为一种极端恐怖组织。以对抗真实或虚构的美国民族主义者为借口,有时Antifa会对他们所有的政治对手使用暴力,不管他们是谁。这是给美国内战火上浇油。

亚历山大·杜金:新冠疫情过后,“旧世界”不复存在,“新世界”喜忧参半

杜金: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更多地是现实主义。全球化和单极世界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不同文明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立,不用受制于西方的世界霸权。因此单极世界的终结即是殖民主义的终结,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同时也有坏消息。帝国的衰落会让西方孤注一掷,这意味着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挽救自己的全球力量——军事、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无所不用其极。不排除有战争的可能。当美国和欧盟发现他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剥削人类,他们自然会反戈一击。
我们正置身于时代的激流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样的变迁中,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得到许多——建立稳定高效和平衡的多极世界——例如,经略大欧亚大陆。但是,大赌注意味着高风险。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的单极世界的终结可以被比作巴比伦的陷落,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捍卫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明主权,坚强地直面问题重重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人人都试图掌控局势,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视角来定义这场疫情。毫无疑问,俄罗斯反对针对中国的一切指责,但是俄罗斯更倾向于(非官方地)同意病毒的起源来自于美国主导的生物战试验。当然,官方层面上俄罗斯承认病毒感染的自然属性以及蝙蝠/穿山甲源头论,但是在俄罗斯舆论界,很多与克林姆林宫走得很近的专家都在力推“美国应当负责”的观点。其中很多人都在引用一些中国专家指责美国传播新冠病毒的争议性言论。

亚历山大·杜金:前路未卜的“后普京时代”,壮志难酬的“俄罗斯梦”

1月15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俄政府全体辞职。俄总统普京表示,感谢本届政府的工作并要求全体成员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并有意增设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一职,提议梅德韦杰夫出任此职。
一时间,有关俄罗斯政局变动的猜测随之而来。
20年前的1999年12月31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最高权力,出任俄罗斯代总统,3个月后通过选举正式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三届总统。回顾普京20年的执政生涯,他以“硬汉”的形象示人,改变了苏联解体后内忧外患的俄罗斯,使之成为世界大国竞争中的重要力量。
观察者网在普京执政20年之际采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点评他心目中的“普京时代”以及属于普京的“俄罗斯梦”。

亚历山大·杜金:“恐怖主义”的源头不止极端伊斯兰,还有自由主义

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最适合成为非洲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主义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项。然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大多数非洲社会来说并不相容——当时的非洲既无工业化基础也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即使是今天,非洲的社会主义也不具备内在和外来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而且中国自身也在逐渐回归儒家文化的传统。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必然不会被非洲接纳成为未来的答案。
至于国家主义,它无法在逻辑上成为联盟的基础,因为国家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排外的思想之上的——它人为夸大地把国家和民族加以区分和排斥。可以说,国家主义是区域融合的反面。
论证这三种主要的西方意识形态不适合作为非洲联盟的基础并非是批判性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倡议,希望非洲能够超越欧洲政治思想的框架而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回望过去,寻找失落的社会传统,更要面向未来,超越现代性的边界追寻一种不受束缚的创造性梦想——“非洲梦”。这是非洲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幸福、繁荣和新生。俄罗斯希望的,是成为这个大陆最紧密和最可靠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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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杜金:“恐怖主义”的源头不止极端伊斯兰,还有自由主义

俄罗斯将“重返非洲”。10月23日-24日,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在索契举行,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现任非盟轮值主席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担任本次峰会的联合主席。

俄总统普京在峰会闭幕时称,峰会为俄非关系翻开了新一页,多家国际媒体也就此发文认为此次峰会将会成为俄罗斯对非洲政策的转折点。双方在会议期间签署价值约125亿美元的协议,近日俄罗斯又在非洲追加了100亿美元的经济建设投资。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国将目光投向非洲,俄罗斯的“入场”意味着什么,是否如西方媒体所说是普京的“野心”?俄罗斯和非洲曾经的殖民者国家是否会产生冲突?非洲要在21世纪取得腾飞,当务之急是什么?

观察者网专访了俄罗斯政治学者、哲学家、被誉为“普京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教授。杜金教授从世界多极化趋势与非洲“深度去殖民化”的角度畅谈了俄罗斯的“雄心”和非洲的未来之路。

杜金:普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目的不简单,莫迪却不买账?

去年的东方经济论坛最主要的嘉宾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一次,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普京对于“更大的欧亚大陆”建设中领导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愿景。毫无疑问,俄罗斯所倡导推动的多极化世界中最主要的支柱是中国。贸易战以及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作为多极化世界的一极,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所覆盖的所有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与俄罗斯一起确立了现有的多极化世界的结构,如果中国继续紧密合作并且在主要的问题上保持一致,那么很快多级世界进程将达到不可逆的历史新阶段。也许,我们已经越过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恰好在本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在普京的影响下,马克龙承认西方霸权的终结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杜金:发生在香港和莫斯科的事情,是自由主义霸权最后的绝望

杜金:我刚才已经谈了对于最近在俄罗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相似之处的判断,我同意你在问题中的预测。我认为中东与较早前东欧发生的颜色革命不太可能在中国和俄罗斯重演。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在1991年8月的俄罗斯已经上演过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这场“颜色革命”终结了苏联。西方曾经试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所幸那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完整的国家,统一的领导赋予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主权独立和经济繁荣——然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颜色革命并不是只会在阿拉伯世界上演,它也会发生在中国与俄罗斯。

这一次,我认为他们不会成功,但是我们仍然面临切实的问题。我刚才部分解释了目前俄罗斯社会对于后普京时代的犹豫和迷茫。而中国目前没有这种不确定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长远战略规划。但是,危险依然无处不在。在执政的精英群体中存在着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都被称为“第六纵队”。那些“第五纵队”成员活跃在香港和莫斯科街头的抗议者中,抗议着北京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但是那些“第六纵队”此刻正坐在北京、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耐心地等待一个时机来翻转局面,颠覆多极化、让政权重回西方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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