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beyond left and right but against the center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之争，全世界至今仍受其影响。无论两位论者的观点受到了怎样的批评，这些观点的重要性都一直未减，因为当时两人讨论的两难问题至今犹存，这些问题仍然是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议题。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伴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和随后苏联的解体，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基于这样的想法，即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被击败之后——历史的逻辑被简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西方自由主义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未来以及历史的意义取决于他们对抗的结果。

后来，根据福山的说法，未来已经到来。那一刻是1991年苏联解体，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掌权，他们承认西方拥有更好的意识形态。因此得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根据福山的说法，历史是战争（冷战或热战）、冲突和对抗的历史。在XX世纪下半叶，所有的对抗和战争都被简化为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与共产主义东方的对立。当东方崩溃时，矛盾消失了。战争停止了（正如福山所想）。因此，历史结束了。

今日俄罗斯的行为，被不同声音解释着，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亚历山大·杜金。他被称为“普京的军师”，奉行的“新型民族主义”孕育了普京的战前演讲，他们的观念“根植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主权、价值和信仰”。

2017 年前往俄罗斯采访时，杨潇见到了亚历山大·杜金及其他几位俄罗斯知识分子，写下《在晚期》。文章还原了苏联晚期和 1990 年代转型的具体面貌，也预见今天的现实，可以说俄罗斯如今的脆弱和野心都映照出那段历史打下的投影。在下面摘选的部分中，我们将读到杜金如何在学生时代因叛逆而接触到边缘思想，一小群人的呓语又如何在转型阵痛中一步步碰到现实土壤，最终进入了俄罗斯的主流话语。

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危机同天然气、石油、能源或通常的经济没有关系。像丹尼尔•耶金那样试图用“奖品”理论来解释政治是徒劳而肤浅的。（译注：丹尼尔•耶金是美国作家，他写了一部名为《奖品》的书，介绍石油和权力、财富的关系。）我们正在处理文明和地缘政治进程，在这些进程中，经济和能源问题是次要问题，它们只是被借用的工具。

今天，在乔·拜登的新保守主义和极端全球主义政府的领导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人类并非处于冷战（长期以来这一直没有停止）的边缘，而是处于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主要的麻烦是乌克兰。

在外国观察家看来，这两个民族有来自基辅罗斯的共同祖先，他们有血缘关系，都信奉东斯拉夫的东正教，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奇怪和不可理解的事情。

这表明，有第三种力量参与了这场冲突——也就是那些美国人，他们试图让这两个兄弟民族相互对立，并通过支持其中一方——乌克兰，来打击俄罗斯，而普京总统的爱国主义改革正让俄罗斯回归历史。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中，有几个因素在外部观察者眼中并不是非常清晰。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金 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12月9-10日，由美国总统乔·拜登发起的所谓“民主峰会”召开，有110个国家或地区参加，而全球国家的数量总共为197个，不应低估此事件的意味。

在目前拜登当政的时期，我们正在应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试图让单极世界存续下去的企图。举行这次峰会是为了让单极模式和美国霸权具有表面上的合法性。

亚历山大·杜金：

首先，我认为今天世界的意识形态阵营不是非常明确，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保住了中国的主权。与苏共的失败经验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在改革当中，尤其是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没有带来国家的毁灭，反而让国家越发繁荣。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在世界上屹立不倒，给中国人民带来生活福祉。

同时，它的思想意识形态与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人民的文化密切相关，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在这一方面具有先进性和先锋性。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其实也走过弯路，但能够及时地改正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模仿我们的道路、走向灭亡，反倒愈发富强和繁荣。

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右派和第三位置主义的影响力更大了，这意味着失去了大多数西方法西斯主义者在整个冷战期间所鼓动的共产主义祸害。19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领导下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伴随着全球化，这意味着法西斯主义者的新祸害是 "全球主义"，这是一种反犹主义的阴谋论，据此，一个极小的秘密精英正在努力破坏国家主权，组建 "一个世界政府"，并利用移民达到这些目的。这些阴谋论的一个共同固定对象是慈善家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他经常被指责为每一种社会运动的幕后推手。在欧洲，极右翼通过将LGBT权利、世俗主义和反建制政治等左翼事业拉拢入自己的阵营，重塑了自己的形象，而这些都是屈服于“第三条道路”政治的老牌左翼政党所放弃的，并将它们用于自己的反动事业,并从反对共产主义、支持美国，到反对美国和他们的反犹阴谋论所说的 "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转而团结在俄罗斯国家周围，特别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的右翼专制政治品牌上台后。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宪法向爱国主义的过度转变，立即引发了来自亲西方自由派精英的抵制，从而打破了普京所珍视的平衡。自由派迫使普京限制了修正案，软化了措辞，最终使得这些“创新”变得不那么重要。此外，机关部门间权力再分配导致了不同当权派的关系恶化，也展露了几丝普京的天真。原本他只是想稍微促进下部门间的和谐，结果激起了他们新一轮的对抗。因为不同执政派系把宪法改革理解为普京准备卸任，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权力斗争开始的信号。

杜金：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更多地是现实主义。全球化和单极世界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不同文明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立，不用受制于西方的世界霸权。因此单极世界的终结即是殖民主义的终结，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同时也有坏消息。帝国的衰落会让西方孤注一掷，这意味着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挽救自己的全球力量——军事、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无所不用其极。不排除有战争的可能。当美国和欧盟发现他们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剥削人类，他们自然会反戈一击。
我们正置身于时代的激流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样的变迁中，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得到许多——建立稳定高效和平衡的多极世界——例如，经略大欧亚大陆。但是，大赌注意味着高风险。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的单极世界的终结可以被比作巴比伦的陷落，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捍卫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明主权，坚强地直面问题重重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人人都试图掌控局势，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视角来定义这场疫情。毫无疑问，俄罗斯反对针对中国的一切指责，但是俄罗斯更倾向于（非官方地）同意病毒的起源来自于美国主导的生物战试验。当然，官方层面上俄罗斯承认病毒感染的自然属性以及蝙蝠/穿山甲源头论，但是在俄罗斯舆论界，很多与克林姆林宫走得很近的专家都在力推“美国应当负责”的观点。其中很多人都在引用一些中国专家指责美国传播新冠病毒的争议性言论。

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最适合成为非洲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主义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选项。然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大多数非洲社会来说并不相容——当时的非洲既无工业化基础也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即使是今天，非洲的社会主义也不具备内在和外来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而且中国自身也在逐渐回归儒家文化的传统。如此一来，社会主义必然不会被非洲接纳成为未来的答案。
至于国家主义，它无法在逻辑上成为联盟的基础，因为国家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排外的思想之上的——它人为夸大地把国家和民族加以区分和排斥。可以说，国家主义是区域融合的反面。
论证这三种主要的西方意识形态不适合作为非洲联盟的基础并非是批判性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建设性的倡议，希望非洲能够超越欧洲政治思想的框架而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回望过去，寻找失落的社会传统，更要面向未来，超越现代性的边界追寻一种不受束缚的创造性梦想——“非洲梦”。这是非洲必须努力达成的目标，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幸福、繁荣和新生。俄罗斯希望的，是成为这个大陆最紧密和最可靠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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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东方经济论坛最主要的嘉宾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一次，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普京对于“更大的欧亚大陆”建设中领导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愿景。毫无疑问，俄罗斯所倡导推动的多极化世界中最主要的支柱是中国。贸易战以及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竞争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作为多极化世界的一极，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所覆盖的所有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与俄罗斯一起确立了现有的多极化世界的结构，如果中国继续紧密合作并且在主要的问题上保持一致，那么很快多级世界进程将达到不可逆的历史新阶段。也许，我们已经越过了这样一个临界点。恰好在本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在普京的影响下，马克龙承认西方霸权的终结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