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中世纪！

亚历山大·杜金提倡重大的社会转变。将人口和发展重心从大城市重新转移到农村，强调传统家庭价值和乡村生活方式的复兴作为对后现代性弊病的回应：

在俄罗斯，2024年被订为「家庭年」。显然，在这个领域，人类的处境相当严峻。在今天的地球上，我们正面对令人震惊的离婚率、堕胎率和破碎的家庭、个人主义与原子化、出生率下降等问题，这些全都是可怕的灾难。

俄罗斯必须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走上一条与西方进步世界截然不同的道路以规避这些后现代性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家庭年，依靠经典（但不是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经典，因为它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只会加速家庭解体的建议），我们应该回归我们的根源，并采取行动。向前迈出一步。

从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家庭的概念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严格来说，俄罗斯社会中的「家庭」一词正是以婚姻为纽带的，丈夫必须照顾农场和耕作，妻子必须照顾孩子和处理家中事务，子女必须接受洗礼。

这里的“家庭”概念包括牲畜、房屋、田地、花园和耕种工具。 “孩子”和“奴隶”为同根词，意思是“初级工人，所以那些不帮助爸爸妈妈的人甚至不能被称为孩子，而是比那糟糕的多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在帝国时期，军人种姓和祭司种姓的家庭结构有所不同。战士的存在是为了战争和死亡（以及让主体民族免受战争和死亡的威胁）。牧师、神职人员的目标是上帝和天堂（以及将福音带给整个国家/文明）。因此，高种姓（祭司和贵族）的家庭逻辑和结构发生了变化。例如，孩子们不工作，而是透过神圣的文本学习军事、艺术或识字。女孩更多的只是等待婚姻。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在高种姓中道德准则比低种姓严格得多（尽管在低种姓中也相当严格）。

城市里的家庭是一个特例。小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往出身于农民，他们将农民家庭模式转移到了城市。在这里，孩子们也是工人，接受手工艺或贸易的培训。至于道德准则，传统的城市工匠或商人家庭更倾向于较高种姓的准则，即严格且坚定不移地遵守道德规则。

但那是在传统社会。

近代、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都市化标志着家庭解体的开始。当代自由主义和部分共产主义将对家庭的否定推向了逻辑的极端。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家庭是一份契约，是一个你应该逃离以从中争取所谓“自由”的束腹；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它是资产阶级秩序的遗物。黑格尔强调，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存在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摧毁家庭的机构。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中的辩证时刻，必须透过从公民社会向极权国家的过渡来克服这一时刻，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家庭并保护其结构免受有毒的个人主义的影响。

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指出，资产阶级城市和不受控制的大规模工业化从一开始就为家庭的解体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现代欧洲的都市化、消费主义和自由主义引擎是问题所在，促进了某种与城市间的情妇制度。在农村，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养家糊口并建立家庭是主要生活任务。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却促进了另一种畸形的寄生情妇制度。桑巴特认为，这是欧洲社会资本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吸血鬼般的要求越来越高，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但却摧毁了道德。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要重新回归根基，并在新的发展阶段取得进展，就需要启动从大城市到农村地区的大规模搬迁计画，并由政府提供一切协助来重组村庄、郊区小镇和小型定居点。在这里，爱国主义的精神口号可以是「回到祖国！」如果农民代表了一个强大、稳定和大家庭结构的历史基础，那么必须理解的是，唯有振兴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复兴传统，家庭价值才可能实现。而唯有当家庭价值观复活，祖国才得以再一次强大。

因此，再接下来的计划和国家发展中，新盖的房屋必须是低楼层的、独立和透天的，并且水平分布。在跨年的超级寒流期间，高楼层蜂窝结构的缺点早已显而易见。俄罗斯应该致力于横向而不是纵向扩大其定居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的人口不应该超过100万人，相反，我们必须鼓励富余的人口返乡。

这才是家庭年该有的样子：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回归故土。

你可能会问：那工业和科技呢？

首先，程式设计和开发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完成，任何工程师都可以在家中连接到网路并工作。此外，新鲜的空气和充满爱的家庭也更有利于思考。

其次，人们可以轮流到城市工作，就像我们在严寒的北方所做的那样，这个做法可以被普及到全国；一群工作者来到这里，在城市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打拼，然后又回到了故乡，另一批人取代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件事情，但每个人也都会在一定时间后回到自己的老家。

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别尔嘉耶夫谈到了「新中世纪理论」。但很少人明白这有多美妙。当俄罗斯实现了这一目标后，全世界都将明白。

译者：Daniel Mo（以禮）